阅读提示：足球运动就象一个族群的睪丸。一个官本位、权力至上的体制，它扼杀了正淘汰，压制了足球运动应有的自然生机与竞技活力。这个癌变到现在亮出来0：7是向外流脓，溃烂，发臭。

（本文据作者谈话整理，经作者授权发布）

今天谈谈足球。我是西南某市体委环境中长大的。中国足球，特别是男足，它与国运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男足这个项目是一个现代族群原始生命力的符号，它要区别于其他任何一个体育项目。在和平年代，足球运动是各民族男性的一种不流血的战争缩版，暗含人种原始生命力与武力值心理投射的评估载体功能。

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中国足球是去非洲教非洲人踢足球的。那个时候非洲的足球还处于起步阶段。中国足球发展是第三世界体育面貌的典范。到了80年代，国足在东亚的足球水平还是领先，主要是西亚地区给了我们一定的压力。

90年代开始搞职业联赛后，情况就急转直下了。职业联赛里，像马明宇、姚夏这些球员的父母，与我母亲那一代人都是朋友，那时已经开始有了球员入队和比赛结果的买卖行为。黑哨现象也频出。足球界开始亚社会化。队员的选拔和入队，各俱乐部里充满了商业利益和权力平衡考量。在国外，像意大利、英超、西班牙的俱乐部都是市场商业机制促进足球发展的，但在我们这里，市场化反而让足球水平下滑了。

球员们也不再全心全意地踢球，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受伤，转会身价就会大跌。他们更多地在乎眼前的利益，运动员的身份也完全转化成了短暂娱乐业商业价值。他们的足球生涯往往因此被“行情”中断，受伤后没有工作安排，就像马明宇后来开火锅店也经营不下去，只能吃老本，搞搞小商业化足球学校。但由于整体环境不行，学生水平也上不去，学校也难以维持。

90年代虽然看似市场商业繁荣，但实际上是在吃老本。六七十年代到80年代，我们还有少年业余体校作为基础，但90年代后这些都不复存在了。人才都是从学校甚至街头巷尾挑出来，直接进入专业队。没有基础训练，很容易受伤。到了90年末，情况更糟，连东亚的比赛都赢不了，开始有“恐韩”情绪，00后连日本也踢不过了，再后10后连越南都踢不过。这一切都是随着足球体制正向运作的逐渐失能而衰落的。

我家就住在体委附近，体育场里一打足球，就地动山摇。90年代末，谢亚龙下课的声音响彻云霄，一打球我们都要躲得远远的。足球运动，在和平年代，就是民族男性的一个不流血的战争竞技缩版，是族群男性释放好胜欲斗志的心理投射的雄性载体。输赢不仅关乎面子，更会引发巨大的社会信任、经济研判和政治评估效应。足球运动就象一个族群的睪丸。

在近代，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足球主要是殖民时代的文化话语代言，白人至上观念盛行。运动也是白人的桂冠场。二战后，随着后殖民后现代主义的兴起，白人左派（白左）的价值观开始流行，黑人开始在各项运动中崭露头角。最近几年，竟技体育，开始向LGBT和跨界生物人种语境方向转化。

男足，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和平时期对男性民族、人种评估和政治导向的一种话语载体案例背书。在特涩的体制下，教练没有自主权，运动员靠灰钱买进，训练计划受外行领导批准和决策。这样的环境下，怎么可能按照足球运动本身的规律去发展呢？这是一个过时的官本位、权力至上的老旧体制，它扼杀了足球应有的生机与活力，和竞技体育更快更高更强，正向竞争的规律属性。奴隶的将军，奴隶的将帅，奴隶的士兵，是没办法在一个规则透明和正常裁判的情况下发挥主体性而去争取胜利的。

权力腐败下与商业牟利的媾合，形成了一个畸形的怪胎———中国足球。因此，在这种环境下，教练员本身就是权力与利益平衡后逆淘汰的产物。 至于运动员，他们虽不完全处于逆淘汰之中，但更多的是基于输入综合利益考量，而非纯粹的竞技体育的规律。近年来中国足球的崩盘，是因为经济体必须进行公开性透明化，优胜劣汰的展示，才将足协和体管局作为整体特色社会机制的部分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那么一斑全豹，不用管窥，也就袒露无疑。

这现象与“红二代”、“官二代”“商二代”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各俱乐部的主力，往往都是各省体育世家的儿子。由于教练之间全国互通，特别是那些五六十年代国家队的主力队员，退役后分配到各省担任教练，他们的儿子辈便在90年代开始，逐渐成为了各俱乐部的主力。这并非因为他们训练得最早，就必然踢得最好或最有潜力，而是缺乏科学的潜力培养和人才储备机制。

更有甚者，相关体字号世家之间互相交换培养对方的儿子，以确保他们在各自的俱乐部中占据主力位置。不论是否来自足球世家，只要关系到位，就能让儿子成为主力，而其他有实力的球员则只能沦为配角。这种风气在90年代至零几年间尤为盛行，至于后来的情况，我便不得而知了。01年02年那个世界杯的时候。还进过世界杯圈嘛，就还蒙混过关了，就他们搞这个90年代就开始正常腐败，这个癌变到现在亮出来0：7是向外流脓，溃烂，发臭。

关于足球人才的选拔。90年代以前，过去选拔到学校里，测骨龄啊，测这个生理的很多指标，包括心理的。选上来以后呢，到业余体校后转到业余体校旁边的中学，然后就早上下午整天开始训练，包吃包住。读书基本上就次要的了，9~13岁就开始训练，到十五六岁他就开始出成绩了。这些福利后来就没有了，90年代后，你进业余体校要给钱，吃住自费，家长要拿很多钱进业余体校。那你还要当这个教练，重点培养，那你就还得拿钱，那如果是进俱乐部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一条龙，这样子下来，你没有钱是进不了的。那你这个就不是人才的一个选拔，就非常狭窄了。成了足球商业利益链，产销上市一条龙。总之，90年代以后，没有背景或“体二代”、“体三代”身份的球员，只能依靠背境和金钱铺路。家长不仅要支付高昂的学费，还需额外投资以获取教练的重点培养。

另一方面，那个时候，体育家庭出身的子弟呢，是喜欢往足球方面挤进去的。因为足球他身高要求不是挺高的。而且当时一旦进了俱乐部，你哪怕是冷板凳儿啊，九十年代他一年起码都有几十万几百万收入吧。这个，还不算是绝对主力，主要替补。他们有一个市场价格价位的。90年代他打完球以后还可以去大学，或者还有一个工作。有的还在打球期间，像公安部门，或者是税务部门，还有交通部门，就已经把这个人定了。嗯，经济收入是比较好的。一些机关，或者是企业，都愿意留一些足球队员，搞一个企业的小的队。这就导致，当时俱乐部内部充满了权力与金钱的交易，球员的转会、上场机会乃至训练资源，都被明码标价。因为就是即便是冷板凳球员，在90年代也能获得不菲的收入。而那些绝对主力，更是收入丰厚，足以保障退役后的生活。此外，他们还能享受到来自政府部门、企业等单位的青睐，提前锁定未来的工作机会。

当然，到后来零几年，因为假球太多，整个商业足球的盘被黑掉了。这些福利就没有了。他们没有出路以后，那他就更要保住我不要受伤，而足球是近身竞技对抗性很强的运动，训练比赛中不受伤是不太可能的，是受伤多少程度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突破人的生理极限的运动。他这训练是很可怕的啊。就是肯定要受伤的问题。不是受不受如果他又没有保障，未来没有一个保证的情况下，那么他肯定肯定是要保住自己的身体，避免受伤的。所以，一方面，随着不能适应时代的体制的贪腐和法律社会保障的缺失，中国足球逐渐走向了一代不如一代摧枯拉朽的崩溃。另一方面，粗暴的训练方式导致球员频繁受伤，而缺乏保障的未来又让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身体。在竞技体育的极限挑战下，这种矛盾愈发凸显。

最终，当黑哨、假球等丑闻频繁曝光，观众失去了对足球的信任和热情，球场上的观众席逐渐变得空旷。曾经一票难求的盛况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假球泛滥和市场的崩溃。90年卖票，原来买票要排三天三夜。就在那体育场门口，排着买票端着凳子啊，像四川成都那个就情况不得了。到零几年就就没人买票了，那时候一张票很贵。就你这个，假球的比例超过了60%以上了，就把整个盘都玩儿完了。随着这个体制和社会的一个腐烂程度，它是足球是完全同步的，它跟其他球还不是一样，因为其他球的社会效应不大。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体制的腐败和运作的不透明，直到将整个足球产业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大众对足球的反应，体现了民众对这种机制运行的反应，体现了民众对现有类似机制未来信任的崩溃。

所谓中国足球的市场化，始于90年代，但其实是“伪市场化”。领导一句话，比如：“你把这个足球俱乐部接手过来”，然后省政府就会给予一些显的隐的优惠政策。比如像大连万达。但这些俱乐部，像全兴的这些，它们的员工经常闹事，反对企业接手足球队，因为这给企业带来了很多困扰。然而，企业又不得不接手，因为省政府或上级领导的要求，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否则企业在当地就难以立足。

每个省都有一个省足协，这个足协往往是由省政府和体委的人安排的，他们中的人有些根本就不懂行。比如，打乒乓球的来管足球，打羽毛球的来负责足球事务，甚至因为经常陪领导打网球而被喜欢的打网球的人也被安排来管理足协。领导还会带着他们到处考察足球，顺便访问国外的俱乐部，购买球员或进行其他不公开的手套活动。这实际上，就成了高级官员的一种合法金融洗币手段。

近日，世界杯预选赛日本赛区0比7输球，激起民众反思。更多民众意识到特色足球机制过时与失能。由此展开，对民族未来的担忧，对经济发展成果丧失的忧虑。需要重建的是基本现代人文道义和制度理性，还是历害了的民族主义？中国足球是否能成为韭菜的清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