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鲁蜜报道在12月17日举行的中国足球发展研讨会上，中国足协主席宋凯与各家中超俱乐部以及多家中甲俱乐部投资人、高层，还有多个地方足协代表，对职业联赛的未来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国家大力发展足球的背景之下，提升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质量是根本，职业俱乐部则是根本中的核心。

近年来，职业俱乐部进行股权改革的为数不少，参会的不少投资人、俱乐部管理层也有过相关经历。他们表示，政府的支持是必须的，而在政府重视的背景之下，俱乐部想要活得更好，必须要尊重规律，遵守规则，抓好管理效能、经营能力，摸索出自我生存之道。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在近几年的发展不尽如人意。

从竞技层面来看，随着大牌教练和外援的离开，整体竞技水平、比赛观赏性有所下降。从经营层面看，各级联赛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大打折扣，俱乐部的生存一年比一年难。因为历史负债，倒在股改之前或者过程中的俱乐部不在少数。职业俱乐部的生存情况是对联赛质量影响最大的因素，也成为了中国足球的核心难题。在中国足球发展研讨会上，职业联赛的生存与发展是其中一个重要话题，各俱乐部高层广泛参与了讨论。

“我们在亚足联的学习班上第一节课讲的就是，无论做什么都要得到俱乐部所在地政府的全力支持。”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李明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在疫情之前，职业足球俱乐部多半是民企投资人，其中房地产为主的投资人占据了大部分，这部分投资人在近两三年陆续退场，现在大多数俱乐部的生存都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支持。

2024赛季中超前八名里，上海海港、上海申花、成都蓉城、山东泰山，包括浙江和河南，都可归类为国企俱乐部；天津津门虎本质上是政府托管；北京国安虽然是民企俱乐部，但实际上2024赛季的运营资金主要来自于国企和体育局的支持。

其中，上海双雄、成都蓉城属于单一国企投资；山东泰山、浙江俱乐部、河南俱乐部属于多家国企合力投入；天津津门虎是在体育局托管之下，由政府主导，多家国企联合投入。

有代表性的是上海申花俱乐部与河南俱乐部。上海申花俱乐部的城市定位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特殊标志、城市高品质生活的核心内容，以及城市高效能治理的实践场景。从绿地到久事，申花俱乐部经历了十分重要的历史性时刻，这一定位并未改变，本赛季相当稳定，与海港进行了长时间的争冠角力，最终名列联赛第二。河南俱乐部方面，建业集团这个二十多年的投资方彻底退出后，俱乐部3年经历3次股改，其中失败一次，之所以能够活下来，决定性因素还是河南省政府的重视。

在2024中超排名靠后的8家俱乐部中，深圳新鹏城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是目前中超唯一的外资俱乐部。不过，年初从四川成都搬迁到深圳，实际上也是得到了深圳地方政府的一些资金支持。

青岛西海岸、梅州客家、南通支云俱乐部，虽然是民企俱乐部，但整年的运营都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青岛西海岸，有来自于市、区两级政府的支持，尤其是西海岸新区，希望把青岛西海岸俱乐部打造成新区的文化地标。西海岸同城俱乐部青岛海牛，也获得了一些市里的资金支持，只不过力度有限。

武汉三镇是民企俱乐部，在后金元足球时代创造了“凯泽斯劳滕奇迹”，不过从去年9月开始，民企投资人宣布停止注资，此后便由地方体育局提供资金维持日常运营。近日，俱乐部在当地政府和体育局的支持下，逐步完成了清欠，11条转会注册禁令清零，未来朝着体育局继续托底、地方足协监管的方向发展。

沧州雄狮俱乐部属于民企和国企混改的俱乐部，刚搬迁到沧州的时候，在引援方面投入了较大的力度，也是得益于当时股改的顺利。但因为政府换届和疫情等原因，有些相关扶持政策没有兑现，也是俱乐部陷入生存危机的主要原因。

2024赛季冲超成功的两家俱乐部云南玉昆和大连英博，前者是民企单一股权，在冲超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省、市、区政府寻求支持，目前已经得到了积极的反馈，新赛季会有相当比重的资金支持俱乐部运营；大连英博也是民企俱乐部，但有来自省市两级政府的支持，同时大连市全力推动俱乐部的招商引资，未来的生存情况相对乐观。

目前，中超俱乐部的生存模式基本上是国企、托管、政府资金投入+招商保障三种。在政府“托底”之后，俱乐部算是活下来了，但如何活得更好，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在本报此次举办的中国足球发展研讨会上，很多俱乐部高层都对此深有感触。北京国安总经理李明直言不讳：“我们很少谈到职业俱乐部未来发展的方向。足球脱离不了钱，不要规避钱的问题，不要规避经济的问题。”

像上海海港、上海申花是单一国企投资的俱乐部，本身资金十分稳定，保障俱乐部运营不成问题。拥有丰富体育产业管理经验的久事集团，接手申花俱乐部后，申花队一路走来都十分扎实，本赛季发挥稳定。

申花俱乐部董事长谷际庆谈到了申花俱乐部的四个重点任务的先后顺序：“四个重点任务分别是竞技水平、管理效能、经营能力和品牌价值，关于俱乐部这四大任务的顺序，我们其实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作为企业来讲，理论上经营能力要放在第一位，但从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的定位和实际出发，考虑到球迷对于我们的期待，我们最终决定将竞技水平放在第一位。”

在谷际庆发言之后，中小俱乐部代表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上海申花的发展情况只代表其中一种类型的俱乐部，毕竟申花也好，海港也好，包括成都蓉城，俱乐部仅依靠单一的国企投资就能够得到稳定、充足的资金，只是在俱乐部抓经营实现盈利方面还无法做到。个别俱乐部在股改之后依旧有资金难题，比如河南俱乐部，3年经历3次股改，每一次都十分艰难，艰难的并不是股改本身，而是政府托底之后，对于俱乐部的自我造血提出了明确要求，下达了运营指标，也就是说，托底只能“救命”，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时“救穷”。河南俱乐部在股改之后逐年压缩预算，正是因为在自我造血方面有了更多的考虑。

一直以来，各方都在呼吁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争取更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也呼吁俱乐部强化经营能力，但在此过程中，会有这样那样的实际问题。而政策、资金支持如何落到实处，直接影响到俱乐部生存。比如，山东泰山在三家国企支持的背景下生存，只是其中一家本地国企出现了配套资金落实严重不足，就足以困扰俱乐部的发展。

长春亚泰同样是国企俱乐部的一员，在这个赛季有过长时间的欠薪，也面临着较大的资金困扰；沧州雄狮俱乐部目前深陷股改困难之中，沧州方面始终难以兑现支持的政策；青岛海牛俱乐部虽然也有来自于市里的资金支持，但力度不大，在运作球队冠名商、胸前广告、背后广告和袖标广告方面一无所获。

国企成为俱乐部投资主流的同时，在管理上给职业俱乐部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此申花董事长谷际庆表示：“我们更加规范，受到的约束更多，容错能力非常有限，所以管理效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国企俱乐部在资金下拨、资产审核，以及俱乐部的管理流程方面有着较为复杂的程序。在目前的俱乐部运营过程中，国企更多展现的是支撑、托底的功能，职业联赛的发展，必须要回归市场。如何让新时期下的职业俱乐部和职业联赛，在维持竞争力的情况下，呈现多元化和健康的形态，对规律的把控以及对规则的尊重显得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