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足输了，还是0:7输给日本。这个结果，就连早就不对他们抱有希望的球迷，也都难以接受——有的人是接受不了0:7，有的人是接受不了输给日本，还输这么惨。
赛后，有国足球员自辩说，他们“一直没有放弃”：“我们不怕输，我们真的不怕输。我们怕，其实我们怕就是没有斗志——你踢不过人家，你可以踢人啊，对吧？他们这么多欧洲球员，他们其实也怕受伤。”
听这话的意思，似乎不敢踢人就是“没有斗志”。网上也确实有一种声音半真半假地说，输那么多太丢人了，早该把对手的腿踢断，国足那样子，“太没血性了”。
踢不过人家，就可以踢人吗？敢情这不是足球比赛，是打群架呢。输了就眼急，不惜使用下三滥的招数，就这还说自己“不怕输”，分明就是输不起。
本来，技不如人也没什么，认赌服输，回来卧薪尝胆，来年再战就是，但输了就不择手段，就 这居然也能堂而皇之说 出口，那真心 让人瞧不起 。
输掉一场球赛原只是小事，但“踢不过就踢人”这种想法，才真正暴露出潜意识层面的思想落后：输了球就只想搞些违规的阴狠招数，心思都花在这些上面的球队，输了也活该。这样的球队，就算赢了，值得对手尊重吗？
尽管这看起来只是情急之下的失言，但认真观察下周围就会发现，有这样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数，而有着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
简言之，这种社会意识缺乏“公平竞争”的规则意识，而倾向于把对抗看作是“你输我赢”的权力博弈，规则有利时才遵守规则，规则不利就悍然抛开规则，撒泼打滚，无所不用其极，不达目的不罢休。此时，你认赌服输不是得到赞许，反倒还被看作是“没有血性”。
为什么会这样？倒也未必是中国人有什么特别的劣根性，而是我们自古熟知的权力游戏中，输家任人宰割，毫无尊严，事先约定的规则和承诺可以随时不作数，那你不拼死一搏，下场只会更惨。
1863年，英国人戈登率洋枪队攻克苏州城，与太平军守将谈判后承诺保证其投降后的人身安全，并确保不劫掠城内居民；但当太平军诸王和平开城后，戈登的上司李鸿章却不理会他的承诺，将苏州归降八王全数处死。
李鸿章的做法让戈登极为惊骇，作为一个英国绅士，戈登认为说过的话就是契约，他发现自己无意中成了李鸿章背信弃义的同谋，几乎精神崩溃；但李鸿章却无法理解“戈登少校为何会因此事这般烦恼。他对诸王做过什么，还是诸王对他做过什么?”李鸿章提出“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中国是中国，外国是外国。”
并不是只有“坏人”才这样，“好人”也一样认为，只要目的正当，什么规矩、承诺都是可以随时不作数的。《天龙八部》虽是小说，但有一段对话却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
智光向乔峰道：“乔帮主，此事成败，关连到大宋国运，中土千千万万百姓的生死，而我们却又确无制胜把握。唯一的便宜，只不过是敌在明处而我在暗里，你想我们该当如何才是？” 乔峰道：“自来兵不厌诈。这等两国交兵，不能讲什么江湖道义、武林规矩。辽狗杀戮我大宋百姓之时，又何尝手下容情了？依在下之见，当用暗器。暗器之上，须喂剧毒。”
也就是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么文明礼貌， “ 道义 ”和 “规矩”是只对自己人讲的，但对待敌人就得无情而彻底，只要能打倒他们，什么招都能使出来，没有底线，也没有下限。
这和现代社会的规则意识完全是两码事，倒更类似塔米姆·安萨利在谈到阿富汗历史时总结的“无规则游戏”：他认为，马背叼羊（Buzkash）就是阿富汗权力游戏的缩影。
在这样的竞逐中，所有人都撕扯扭打着争夺一件战利品，参赛没有队伍，没有人数限制，甚至没有裁判，除了传统习俗外，选手的行为不受任何约束，“这种游戏并无犯规一说，自然也不需要有人维护规则”。
中国人所说的“成王败寇”就隐含着这样的意思：胜利者是免于被追究的，到时你的所有勾当都会被合理化，既然如此，就更不必在意使用了什么招数了。谨守底线的克制，只会被看作是“没有血性”的怯懦。
虽然“缺乏规则意识”现在遭到了越来越多人的痛恨，但公平地说，这种社会心理倒也不全然只是负面的。
试想一下，“猫论”所说的“不管 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其实也是这种结果导向的思维：只问目标达成，不问手段如何。如众所知，这确实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社会的活力。
为何这样的意识在中国社会深入人心？我想是因为长久以来的权力构造所致：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了协调陌生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创造出来的，默认的前提是各方平等，彼此恪守一定的权利边界；但中国社会习惯的却是 权力是不受规则制约的 ，而总想自己创造规则 ，上行下效的结果，就是太多人都相信，遵守规则是无权无势者不得已才如此，而只要你足够蛮横，不顾规则束缚，就总能得到更有利的结果。
前些年，连法院都说出“ 摆平就是水平”这样的话，把搞定当作稳定。这乍看起来做法可以极其灵活，但规则、法律也就遭到了破坏。事实上，这与一个现代社会的制度化建设背道而驰。
只有规则的框架得到充分的尊重，少把权谋的心思放在打破规则的不择手段上，我们才能看到真正的进步发生。具备这样的意识，才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现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