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国古代的为官标准，做官首先要有“官貌”，做派要讲“官架”，谈吐要打“官腔”，这三条，阎世铎全部具备。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二日，阎世铎语出惊人：“按照“流氓无产者”的标准，中国足球在一九九七年就成功地将‘无产’改造成‘有产’了，现在要解决的是‘流氓’的问题。”

彼时的中国足球黑哨问题层出不穷，国家队将帅失和的消息不断见诸报端，但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阎世铎这样的行事风格，“到最后阎世铎变成孤家寡人，媒体批评，足协内部阴奉阳违，俱乐部造反。”

从“人民足球”到“快乐足球”，再到当时被称为“未来”的“中超足球”，阎世铎用他那豪迈的嗓音诠释着他对足球运动的理解和投入。

他在上任仅半年后就作出“暂停联赛升降级”的决定，引起极大争议。而当阎世铎的历史刚刚开始时，却又面临着“超白金”的惨死。

世界杯出线、处理黑哨、奥运会世界杯相继出局、女足惨败、中超躯壳、罢赛事件，这些都是阎世铎领导足协时经历的大事件。

他所遭遇的风波事件和讨伐之声，是他的前任和继任者无法相比的。

足协代名词

“一个上任初满怀理想的新官，在施政过程中处处碰壁后，变得越发实际，开始不惜代价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

这应该是阎世铎离任以后，大众对他最统一的认识。

上任之初，他力排众议，确立了行事风格被很多足协官员看不惯的米卢在国家队的核心地位，并在某些实力球员入选国家队的问题上动用实权。

当年十强赛激战正酣，阎世铎亲率中国队远征阿联酋，大战前夕，老阎却饶有兴致地与随军记者侃起了青少年足球。

他说，阿根廷同行告诉我，“让孩子踢球，不是为了金牌，而是一种体育精神的追求”，他的“人民足球”就是受到了阿根廷人的启发。

国家队从韩日世界杯预选赛中出线，成为了他任期内的最巅峰时刻。期间，其政治手腕已逐渐显山露水。

直到多次表演翻脸不认人的好戏后，阎世铎留在人们心中的正义形象已彻底化为乌有，展现出的是一个赤裸裸的政客嘴脸。

从联赛引发并升级的假球黑哨案，无疑成为了阎世铎仕途的阻碍。正当大家期待他将怎样施以重手的时候，那个中国足球史上唯一的一场官司，最终在只处理了龚建平后，不了了之。

在很多人看来，阎世铎是历届足协领导中对青少年下功夫最大的一位。世界杯年，他开始抓青少年足球，启动“百队百万青少年足球工程”。

工程梗概是，将全国划分为九个大区，建立各自的青训体系，争取每年有十二万青少年接受训练，每个大区有一百支球队参加正规比赛。为此，中国足协每年向每个大区拨款一百万。

可惜所谓的大区足协根本不存在，省市足协也不像中国足协那样，是一个有职有权也有充足经费的一级政府管理部门。

管理的滞后或缺位，或者说计划本身的脱离实际，让这个看上去很美的工程差点演变成灾难。

不少地方为了拿到一百万巨款，纷纷采取临时凑数的办法，以大打小，专业队打杂牌军，打了一两场就退出解散的层出不穷。比赛时的打架斗殴更是家常便饭，甚至还出现场上球员掐架，场边教练、家长掐骂的丑陋一幕。

最终，阎世铎设想为期三年的该工程，只维持了一年就匆匆破产。

中超进行时

如果能用两个字来形容阎世铎，几乎所有人都会想到“政客”这个词。

作为政策方面的专家，阎世铎并没有一味继承，而是大有推倒重来的决心。用中超顶替旧有联赛，就是他在这方面的革命性创举，这也被认为阎氏革命的标志性产物。

二零零四年三月，在“在五六年内赶超亚洲最规范的职业日本足球联赛”的口号下，这个阎世铎力捧的新赛制粉墨登场，但仓促上马使得发育不良的中超很快成了一个四不像的怪胎。

在换了一个新马甲之后，中超没有抹去旧有的痕迹，它不仅继承了所有问题，还滋生出新的病症。

为了给奥运会预选赛让道，联赛被史无前例地安排到五月开打，但早春三月，国奥连续两场失利。备战四年、糜费上千万的国奥，仅仅打了两场后，就在事实上出了局。

阎世铎不得不赶到武汉向球迷道歉，甚至泪洒当场。他还公开承诺，待全部比赛结束，他将承担全部责任，这自然又是一张空头支票。

可怜的中超，就像一个被始乱终弃的怨妇，先是被迫给国奥让道，连一个堂堂正正过日子都搞不定，然后是亚洲杯和预选赛无休止的肢解。

尽管国奥三月就玩完，但中超却一直等到五月国奥比赛全部结束时才开打，中超仍只是“出线足球”的小媳妇儿。

跟随着中超翻涌而来的，是一场足协与投资人真正的正面交锋。北京现代揭竿而起，此后大连实德等七君子聚众公开叫板足协。

彼时，国家队也是危在旦夕，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关键时刻，阎世铎接连化解了投资人的多次攻势，最终让看上去势在必得的投资人革命以失利而告终。

但这次影响极大的资本革命事件却让中国足协威信扫地，也让中国足球联赛成为永远被怀疑的对象。

其实阎世铎本有很多的时间来与改革派沟通，以便缓解矛盾，但是他却总是说得冠冕堂皇，让改革派认为足协已经认可或者至少部分理解了自己的想法。

足协放不下官架子，那么他在改革中就永远是被革命的对象。而这也是阎世铎从体育总局内部的改革者到既得利益当权者转变的一大悲哀。

中国足校之死

“那时候，我们有将近一百名教师和教练员，那时候我们有一千多名学生，我们八九、九零这个年龄段，拥有十三支球队，三百多人。可是，逐步恶化的足球环境毁了这一切。”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是中国足球学校最辉煌的时期。一九九六年首次招生二百八十六人，报考学生达到了三千多人。一九九七年，报考人数更是达到了三千五百多人。

在中国足球学校最辉煌的时候，先后在北京、沈阳、青岛、洛阳、重庆、长沙、新疆、南宁、北海、湛江、贵阳和英德开办了十二所分校。

但在二零零二年之后，足校的招生情况越来越不乐观，到了二零零八年，足校准备招生一百六十人，报考的只有五十人，女孩子更是只有五个，还有两个在考试时因故没有前来。

二零零九年，情况更加惨不忍睹，中国足球学校也停止了招生工作。

追溯这一切的源头，还要回到中国足校创立之初。当时确立了一条办学原则：足校将依托国家体育总局秦皇岛足球基地的现有措施，实施“自主报名、自主招生、自负盈亏、不包分配”，简称“三自一不包”。

在足校创立的时候，中国足协向中国足球学校每年提供一百万的资金支持。但在阎世铎任上，他终止了这一百万的资金支持，足校成了真正的自负盈亏。

随着支持下降和大环境的变化，中国足校的处境日益艰难。

他们不是培养不出球员，只是很难从球员中获得收益。郜林转会，足校只收了申花五万元，黄博文和闫相闯等人也只象征性地收了几万块钱。

“后来，我们就完全不收钱了，谁看中了我们的球员都可以转走。”

阎世铎

几乎是在嘘声中，二零零五年，阎世铎从足协调走。但多年后，大家却意识到一个问题，“阎世铎至少是个聪明的人”。

因为在后来中国足球的扫黑风暴中，落马的很多人，都曾是阎世铎的下属。很多问题比赛，也都发生在阎世铎在任期间，但他却没事。

在阎世铎的自传中，曾经介绍了他为中国足球做的“最后一件事”。

这件事是他率队谈妥了中国足协和德国巴特基辛根市合作的“中国零八之星”项目。阎世铎指望那个只有两万人口的德国小镇，让它帮忙实现中国人在二零零八年奥运会的憧憬。

但是中国足球历史里最不缺的就是自以为是的拆台者，像人们揣测阎世铎建立中超是为了“通过改变联赛的名称标识，清除王俊生的烙印。提高门槛，取得更多的资金，为政绩足球服务。”

二零零五年，阎世铎正式离开足管中心，从龙潭路丙三号到体育馆路四号，他在北京城里，在体育圈中进行着人生的又一次角色转换。

阎世铎的结局有点凄凉，他几乎是被总局以断然拿下的突袭之法轰出足协的，在那个凄风苦雨的清晨，阎世铎在足协门前，在记者的镜头中留下一张苦涩的脸，他看到了假赌横行的中国足球的无望未来，但他无能为力。

他的继任者上任后也是如出一辙，他们顺理成章地为二零零八年奥运会足球赛操心起来。不过，他们打算合作的对象不在德国，而是另起炉灶，选择了法国的克莱枫丹。

中国足球很有意思，所有的继任者都想要推倒重来以证明自己壮士断腕的决心，并且都相信自身的正确性，但现实是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失败。

阎世铎之后，中国足球驶向令人绝望的不归路。足协以行政摆布市场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球员、球迷、媒体，没人看得到足球的未来。

后来，在反黑风暴中举起义的陈培德说了句自己的感悟，很适合来作为这个时代的收尾。

“在中国足球的现行体制下，任何人都不可能是救世主，王俊生不是，阎世铎同样也不可能是。”